已故国医大师王绵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要编这部书,非南京中医药大学莫属。”这里有老一辈的文化积淀与人格力量,有新一代的志存高远和厚积薄发。孙世发团队努力从中医药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中医药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成功编撰出版《中华医方》。方剂是历代医家思维方式的凝结,继承和利用好这些方剂,是中医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华医方》可读性和工具性兼有,每一部分的编写都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每一个病症都体现了“史”的脉络。它继承和发扬了以病统方的传统形式,为现代中医临床服务。《中华医方》不仅继承了中医药的优良传统,更是与时俱进,将这种优良传统与时代结合。该书不仅对中医方剂学的继承与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也势必会对中医药各相关领域产生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对临床各种病症治疗选方用药提供参考和拓展思路,也将为未来的新药研发提供扎实的文献素材。当近一米高、重37.5公斤的红皮精装书摞在面前,看到《中华医方》四个金字熠熠生辉,记者一下子被震撼了。这是继《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之后,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学者牵头编纂的又一部大型中医药文献巨著。2015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共12册,分列伤寒、温病、内科、妇科、儿科、外科、骨伤科、五官科、眼科等类别,以病症为篇目,收载方剂88489首,2800余万字。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新、信息最全、收方最多、分类最详以及临床实用性最强的中医方剂类书,填补了《普济方》问世至今620余年以病症列方之大型方书的历史空白。江山代有才人出“要编这部书,非南京中医药大学莫属”聊起编书的来龙去脉,主编孙世发教授笑呵呵、慢悠悠地娓娓道来,如同在讲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是让南京中医药大学倍感自豪的一部巨著。该书收集了中医有史以来散在于各类著作中的全部方剂,是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中医方剂学著作,于1999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奖前的1997年,由国家组织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报奖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当时的评审专家认为,这套书作为查阅方剂的工具书,价值很高,但作为临床指导的资料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这是因为,《中医方剂大辞典》以方剂为单位,以方名为条目,查询对应辞目方便,但难于临证应病而索方。能否编纂一部以临床病症为纲的方书,以病统方,既有工具书的性质,又有实用性,能起到指导临床作用的参考书呢?孙世发动了心思,他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后认为,方剂是治法的体现,以病统方是方书编纂的传统。他举例说,《五十二病方》是以每种疾病作为篇目标题,《千金方》《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方》等,都是采用以病统方的方式编纂。这样的分类和编配方式比较合理而实用。如今,我们要整理古今的中医方剂,也应该继承这种方式,为现代中医临床服务。据他回忆,已经去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主编彭怀仁教授生前也想编纂这样一部医书,也曾多次与他谈起此事,并定书名为《中医方海》。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此事一直拖了下来。作为《中医方剂大辞典》的副主编,孙世发在编纂该书的后期,通过老师指点和深潜自修,已经具备了驾驭编纂大型医书的能力。因此,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完成这样一部大型方书,与《中华本草》结成兄弟篇。针对编纂大型方书之事,首届国医大师王绵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要编这部书,非南京中医药大学莫属。”一句话道出他对母校的厚爱与尊重,道出他对南中医实力的认可与评价。他知道,这里有老一辈的文化积淀与人格力量,有新一代的志存高远和厚积薄发。“江山代有才人出。”前几部大型中医工具书都诞生于此,这部书也一定会在南京出版。计利当计天下利信念支撑团队皓首穷经,十年成一书“始学于知识,悟道于实践。”心中有了目标,孙世发自2002年就着手准备,并利用休息时间尝试编写小型方书,摸索以病统方的体例模式,积累经验。人手不够,他就自己出面邀请本校和外校的一些老师,还有20位曾经带过的硕、博士生帮忙编写,组成“临时”团队,并陆续出版了《中医肾病良方》《中医肝胆良方》《中医妇科良方》等一系列书籍。2005年,孙世发写了报告,签了出版合同,正式启动了编写工作。与其他几部大型医学工具书编纂不一样的是,《中华医书》没有立项,没有经费,没有固定的编写团队,同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的追求也与之前截然不同。这对孙世发以及他的临时团队是一个严峻考验。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一些后来人多少受当今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对于这些不计名利、埋首编纂了三部划时代中医药巨著的南中医人来说,这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内心被前辈以及他们的精神丝丝缕缕缠绕,骨血里依然埋藏着中医人的坚毅和执着。他们超然物外,思考的是实用,关注的是生命,检索的是历史,向往的是未来,《中华医方》恰恰是支撑他们抵御诱惑、皓首穷经、恪尽职守的精神载体。一部“以病统方”的现代方书的出现,虽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中医药发展的需要。然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很深厚的医学功底和文献学功底。团队的李崇超老师举例说,比如糖尿病和古代的“消渴”类似,但又不完全等同。古代的“肝实证”,可以对应现代的高血压、肝炎、脑血管病变等多种病症。有一些病症,不同时代叫法也不相同。“还有中西医病名也不一样。比如中医里的哮喘、气胀,和西医的肺炎、上呼吸道感染等有交叉。”李崇超说,这些病都需要区分、归类。孙世发原计划在2010年完成编写任务的《中华医方》,因为工作难度及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加上出版社换了领导,新领导对此书不感兴趣,进而解除了出版合同。怎么办?“人生只为一件大事而来,真正的理想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襟和气度。”孙世发和他的团队没有放弃,依靠坚定不移的信念,前辈传承的精神,淡泊名利的境界,走过风风雨雨十几载。他们知道,努力从中医药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才能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中医药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作为主编的孙世发带头垂范,除了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外,全身心投入编写工作。“计利当计天下利”不仅是孙世发的精神追求,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同事、学生和家人。这个团队中的小伙子、小姑娘,以及刚有几个月大孩子的母亲和肩负教学科研双重任务的骨干,也依旧坚持利用休息时间编织心中的梦想。“孙老师让你参加编书,是看重你的实力。”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药学教研室副研究员杭爱武说。“一个电话打来让交稿子,就得准时交稿。如果不交,那你就不用参加了。”南京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方剂文献研究室主任吴承艳告诉记者。从他们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老一辈“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的工作态度与画面,牢牢铭刻在当时年轻人的脑海与心底。他们“日暮掌灯观细字,眼花执笔到长眠”的精神和不为名利的做人准则,激励了后来者智慧的灵性,并影响了他们的一生。长风破浪会有时以“史”为脉络,以病症分类,全面而实用“把每件小事做好,大事往往水到渠成。”为了这部全书,孙世发和90多位专家、硕博士研究生遍寻古代方书,共翻阅了2000多本文献,耗费10年时间,终于完成这部巨作。2014年12月,孙世发团队陆续解决了编书过程中所有问题后,书稿终于交到了出版社。2015年5月,《中华医书》出版。这是一本内容最新、信息最全、收方最多、分类最详、临床实用性最强的大型工具书。首届国医大师周仲瑛对这套书的评价是,《中华医方》以病症为目,其中病症以中医病症名为主,兼及部分西医病名。在每个病症都有十分凝练的病因病机、治疗大法的总述,然后将原书收载的方剂文献的时间、卷次篇章、方剂首字笔画为序收列相关方剂。除了方剂外,还收录了一些方论、验案和实验研究,让这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这套书可读性和工具性兼有,每一部分的编写,都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每一个病症都体现了“史”的脉络。书中每一个病症的部分拿出来,都能单独作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出版。临床医生可以借此来指导自己的临床。该书既可以作为工具书来使用,也可以作为临床医生案头必备的读物。首届国医大师李济仁也说,《中华医方》的出版为中医药的振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这个范例的意义首先在于资料扎实。以往说起中医医籍都会用到汗牛充栋,要在如此庞大数量的著作中将各种方剂按编纂思想梳理出来,融为一帙,无疑是一件大功德,其中劳动之艰辛不知凡几。其次是在前述基础上的以病症列方的编纂对现代科研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自古以来中医就有以病症列方的传统,从临床实践的意义上来看,这样的编排无疑是非常科学的,真正做到了以传统的编纂形式为现代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华医方》不仅是继承中医药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更是将这种优良传统发展成与时俱进的时代进步。说起这部书的特点与价值,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陈仁寿说,一是创新。这部书对一些医方的源流、出处、疑点进行了重新考证,删除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对病症论述、病名考证以及病症之间的联系,都进行重新分类和论述,如脾胃病,有嗳气、呃逆、恶心、胃痛、胃胀等不同症状,该书就将药物组合的主要功效放到相应的病症下面,便于临床医生查找;每一个病症都体现了“史”的脉络。如感冒,汉唐之前的方剂大多以辛温解表为主,后世的方剂出现了大量辛凉解表的方剂。再如黄疸,汉唐与明清治疗的方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差别。通过脉络梳理,对中医的病症、治法、方药的历史就十分清晰;除古方外,还收载了1986年到2008年的新方,大约5000多首。二是实用。此书是以病症分类,对每个病症,首先简介其病因病机、治疗大法等基本内容,然后将原书收载的方剂文献的时间、卷次篇章、方剂首字笔画为序收列相关方剂。其中有一方治疗多种病症的,其详细资料在第一主治病症中出现,别处再出现时则从简。如六味地黄丸方,原载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主治“肾怯失音,囟开不合。”现代广泛用于多种病症,书中就将其详细内容收入肾虚证,其他出现这个方子时,仅仅收入方名、方源、组成、用法、功用以及与所在病症相关的主治、宜忌和相应验案,余皆从略。此外,还收集一些食疗方、养生方,如“当归生姜羊肉汤”,主要用于血稀、月经量少、怕冷等症状。又如“双耳汤”,是银耳搭配木耳,以降血压、降血脂。神经衰弱的人则比较适合饮用“甘麦大枣汤”。不过,专家建议这些方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三是全面。《中华医书》收集大量的古代经方、时方,对现代的方剂研究成果、名老中医方子、杂志上刊登的无名方子,经过筛选也收到此书中。为有源头活水来许多新药研发的灵感,就来自古代中医药文献习近平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揭牌仪式上,以及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多次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确实,中医药文献这个巨大的宝库,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将会成为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源头活水,成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线索与灵感。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的屠呦呦研究员,就是在我国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获得抗疟药灵感的。她提炼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使无数患者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也使得中国古代方书文献受世人瞩目。周仲瑛说,方剂是中医治疗的主要工具之一,千百年来形成了大量的方剂。这些方剂都是古代医家思维方式的凝结,继承和利用好这些方剂,是中医发展的重要途径。方剂是治法的体现,古代的方书大多是以病统方,我们现在对古代方剂做大成式的整理,也应该继承发扬这一方式,为现代中医临床服务。中医药需要创新,但继承是创新的前提,而继承又离开不开文献的整理研究。“当前许多新药研发的灵感,或许就来自古老的中医药文献。”陈仁寿说。作为一部大型中医药文献巨著,《中华医方》的出版不仅对中医方剂学的继承与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也势必会对中医药各相关领域产生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对临床各种病症治疗选方用药提供参考和拓展思路,也将为未来的新药研发提供扎实的文献素材。“学问深时意气平。”不论是采访孙世发,还是他的团队,人人都凸显出简单、沉静的一面。此时想起杨绛先生的一句名言:“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部书的出版,让人们想起该校编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多部大型工具书。昔日光环虽已沉淀,留下的却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独有的学术进步、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从经典当中挖掘当代价值。相信人们在《中华医方》的基础上,一定会给中医药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成果。